从那场喧闹的庆功宴算起,时间悄无声息地滑过了三个月。
初冬的A城渐渐冷了下来。
暖气让空气变得有些干燥,屋子里的安静显得更加沉甸甸的。
这三个月里,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种新常态。
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,没有崩溃的眼泪,更没有激烈的冲突。
生活就像是一条被强行改道的河流,在经历了最初的泥沙俱下之后,只剩下平静的接受。
妈妈现在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启明美术馆馆长了。
前几天,我去馆里给她送东西,刚好碰上她在主持一个重要展览的小型开幕式。
她站在台上,穿着深色羊毛连衣裙,腿上裹着浅灰色的薄丝袜,脚踩着中跟鞋。
她拿着麦克风讲话,语气稳重、专业,脸上带着无懈可击的从容微笑,台下的闪光灯闪个不停。
我站在角落里,目光扫过她抬起的手腕。
那里戴着一块崭新而昂贵的女士腕表——那是沈家送她的贺礼。
在讲话的间隙,她习惯性地抬起右手,食指想要去按压发紧的太阳穴。
但在指尖即将触碰到皮肤的那一瞬间,她硬生生地停住了,自然地将手放下,顺势理了理耳边的碎发。
散场后,几个年轻的策展人簇拥着她,向她请教着什么。她耐心地听着,偶尔点点头,那姿态,完全是一个在这个圈子里游刃有余的上位者。
可是,当晚上十点多,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,光鲜的铠甲就会瞬间剥落。
门“咔哒”一声轻响,妈妈推门进来。
她在玄关处弯下腰,将那双站了一整天的中跟鞋脱下来,随手放在鞋柜上。
穿着丝袜的脚踩进棉拖鞋里,在木地板上发出细微的摩擦声。
她走进客厅,看到我正窝在沙发上刷手机。
她走过来,没有说话,只是伸出手,像我小时候那样,轻柔地摸了摸我的头发。
“还没睡啊……”她的声音里透着浓浓的倦意,“妈去洗澡了。”
说完她收回手,转身走进了主卧,没有再多说一句话,只留下空气中一丝淡淡的香水味。
又比如某个周末。
外面的天阴沉沉的,妈妈坐在长沙发上,腿上裹着一层薄薄的肉色丝袜,双腿随意地交叠着。
她戴着防蓝光眼镜,正在专注地处理美术馆的一堆文件。
我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,漫无目的地划着手机屏幕。
客厅很安静,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说话。
突然,放在茶几上的手机连续震动了好几次。屏幕亮起,我看得很清楚,是沈嘉树发来的消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