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才看清,墙角确实立着个衣架,上面挂着我的大衣,影子被灯光拉得老长,确实像根铁链。可刚才那瞬间,我分明看见影子在动,像有生命似的。
“没事……”我咽了口唾沫,关掉灯,却怎么也睡不着,眼睛盯着天花板,脑子里全是那个黑影子。神婆说它暂时不敢来,可“暂时”是多久?十七年了,它是不是还在等?
第二天上班,我路过公司楼下的便利店,看见门口摆着个旧打火机,红色的,跟当年我丢在旱厕的那个很像。鬼使神差地,我拿起打火机付了钱,揣进了口袋。
一整天,那打火机在口袋里硌得我心慌。开会时走神,总觉得会议室的隔板后面有人喘气,“呼哧呼哧”的,像破风箱;去厕所时,盯着隔间的裂缝发愣,生怕里面伸出只黑爪子。
下班回家,路过小区的绿化带,晚风卷着落叶“沙沙”响,像有人在背后跟着。我猛地回头,看见个高个子男人站在路灯下,背对着我,肩膀宽得离谱,影子投在地上,比他本人高出一大截。
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,手不由自主地摸向口袋里的打火机。
那男人慢慢转过身。
是个外卖员,穿着蓝色的工装,手里拎着餐盒,看见我回头,还朝我笑了笑:“大哥,借过。”
我松了口气,后背的汗却湿透了衬衫。原来只是自己吓自己。
可当外卖员走过我身边时,我闻到他身上有股味——不是汗味,是烧纸混着水腥的味,跟旱厕里的一模一样。我猛地低头看他的影子,路灯下,他的影子肩膀上,好像搭着条铁链,锈得发绿。
“你……”我刚想开口,他已经走进了单元楼,背影消失在电梯口。
电梯门关上的瞬间,我看见他抬手摸了摸口袋,手里好像攥着个红色的东西,闪了下光,像打火机的火苗。
那天晚上,我把那个新买的打火机扔进了垃圾桶,还往里面倒了半瓶水。躺在床上,盯着天花板,直到天亮都没敢闭眼。
接下来的日子,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。去超市,货架后面有个高个子黑影一闪而过;开车时,后视镜里有辆黑色的车,始终保持着距离,车窗里黑糊糊的,看不清司机;甚至在公司卫生间,隔间的裂缝里,总像是有只眼睛在看我,黑洞洞的,没有光。
我开始失眠,食欲不振,体重又往下掉,像十七岁那年一样,眼瞅着就要瘦成皮包骨头。老婆看出我不对劲,逼着我去看心理医生。
医生说我是创伤后应激障碍,给我开了些药,让我别总胡思乱想。可我知道,那不是幻觉。那个黑影,它找来了,它没忘记十七年前借火的人,它要把剩下的“债”讨回去。
上周,公司派我去太原出差,目的地就在坝陵桥北街附近,离当年那个旱厕不到一百米。我找了个借口想推掉,可领导说项目紧急,必须去。
坐在去太原的高铁上,我手心全是汗,口袋里揣着我妈给的护身符,是当年神婆画的那张符的复印件,边角都磨破了。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,可我总觉得,铁轨旁边的树林里,有个高个子黑影在跟着火车跑,速度快得惊人,铁链拖在地上,“哗啦哗啦”响。
到了坝陵桥北街,当年的烧烤摊早就没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崭新的商铺,卖水果的、修手机的,热热闹闹的,看不出一点当年的影子。我站在路边,看着那片绿化带,老槐树还在,枝繁叶茂,影子投在地上,像个巨大的网。
就在这时,手机响了,是个陌生号码,归属地是太原。我犹豫了一下,接了起来。
电话那头没有声音,只有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,还有铁链拖地的“哗啦”声,跟十七年前在旱厕里听到的一模一样。
“是你吗?”我对着电话喊,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
喘气声停了。
过了几秒,那个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,像砂纸磨过木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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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伙子,火……用完了。”
我猛地抬头,看见老槐树下站着个黑影,很高,比树还高,背对着我,肩膀宽得像堵墙。他慢慢转过身,手里好像攥着个红色的东西,在阳光下闪了下光。
是那个被我扔进垃圾桶的打火机。
他朝着我举起手,黑爪子张开,指甲缝里的泥掉下来,像下雨。
“该……还了。”
我转身就跑,什么项目、什么出差,全抛在了脑后。身后传来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,越来越近,铁链拖地的声音像追命的鼓点,敲得我心脏快要裂开。
跑过街角时,我撞在一个老太太身上,她手里的菜篮子掉在地上,西红柿滚了一地,红得像血。
“你跑啥?”老太太拉住我,眼神有点怪。
“后面……后面有东西!”我指着身后,说不出完整的话。